急人民所急

住房紧张、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，15年前曾是上海市“三大爆炸性问题”。经过历届市委率领全市人民的不懈努力，如今这三大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或缓解。新春佳节，许多走亲访友的上海市民在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欢天喜地，往日因住房狭小而产生的种种窘迫和怨言一扫而光。住房改善、道路畅通、天蓝、水清、地绿……惊人的“大变样”再次告诉人们：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只要上下一心，发奋图强，什么样的难关都能闯过去！

80年代中期，当改革大潮已在全国奔涌时，上海人却被陈旧的城市基础设施困扰，其中市民住房、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三个问题尤为严重——

200万户城市居民中，竟有近90万户住房困难，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，三代同堂、两对夫妻共居一室等各类特困户有21．6万户。在交通拥挤的市中心地区，高峰时公交车只能以每小时5至7公里的速度爬行，许多人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发出“上海一大怪，汽车没人跑得快”的叹息。为了错开几百万职工早晚出行的高峰，全市企事业单位的上班时间有些是早上六点，有些是七点，有些一直排到九点。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布局不合理，工厂与民房混杂，污水的排放、几千个大烟囱，以及废气、噪音，使上海环境污染严重，影响了市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。

张华浜港务公司一对夫妇回忆当年住房情景时苦涩不堪：为一间婚房他们苦苦等了8年，婚后与公公同住在南市区一间10．5平方米的旧屋子里。结婚前公公主动与他们商议，在小夫妻蜜月期间，他到外面去“旅游”5天，以后每月他出去转悠几天。打地铺、搭阁楼、几代同堂以及无论寒冬酷暑家里一人洗澡或用马桶，全家都得到屋外的窘境，在上海许多人家都曾经历过。

群众的困难，紧紧牵动着上海市领导同志们的心。1987年，上海市委向前来考察的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，当一位市领导谈到上海老百姓住房十分紧张、城市防洪防风能力差等一连串困难时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当时主政上海的江泽民同志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当我们在车站上、车厢里看到拥挤不堪的人群时，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简陋甚至危险的教室里上课，数万名幼儿入托困难使年轻父母愁云不展时，当我们了解到全市有两万名职工上下班路上要花费4小时以上的时间，当一场暴雨使11万户居民家中进水时，心里就感到深深的不安。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，我们是人民公仆，我们有责任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，谋求幸福。”我们要“每年办十几件使人民受惠的实事！”

为尽快改变上海的城市面貌，江泽民亲自组织研究、论证，制定了上海城市建设规划，提出了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，并亲自担任一些重大建设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。按照他“既着眼于上海长远发展和群众的长远利益，又着手解决上海当前面临紧迫问题”的工作思路，上海市很快拉开了以解决“三大难题”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序幕。从解决全市住房特困户、建设铁路上海新客站、地铁一号线、南浦和杨浦大桥、市区合流污水治理到越江隧道、黄浦江引水工程、内环线高架道路、延安路高架道路、明珠线等重大工程，历届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同志对工程立项、设计、施工等每个关键环节都一一过问，并一次次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和进度，现场协调各方。

1988年8月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与市长朱基同志一道，冒着酷暑为上海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奠基。时隔一年后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工作，接任市委书记的朱基同志带领市委“一班人”继续抓紧一项项为民造福工程的开工和建设。“上海城市建设的步伐一定要加快！”朱基一次次深入工地慰问建设者，鼓励大家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。1990年8月，朱基同志到南浦大桥工地检查工作时，对陪同前往的同志说：“上海光在黄浦江上造两座桥还不行，还要造连接浦东浦西的内环线，内环线要在三四年内建成。”经过一系列论证、筹备，1992年9月，内环线正式开工，经过数万建设者800多个昼夜的紧张施工，到1994年12月15日，连接浦东浦西、全长49公里的内环线终于建成通车了。

曾多次担任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说：“我们必须把想群众所想，急群众所急，办群众所盼，化为自己最经常、最本职的工作。”

一跨几年、十几年的这些“民心工程”，在上海市一茬接一茬领导班子的“添砖加瓦”下进展顺利。

要力克老百姓生活中的“三大难”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解决长年的欠账问题，需要大量的投入。每一项重大工程，都会遇到一个钱从哪里来的大问号。八十年代中期，上海仅仅想缓解一下市内交通、居民住宅、供水排水等五个燃眉之急的项目，就需要投入资金300多亿元，而上海每年的吃饭财政才100多亿元。

资金再紧，也要尽快解除老百姓的所忧所苦。出路在于改革，在于解放思想。经过反复研究，上海市决定除了政府挤出一部分资金外，要把解决资金难题的目光放宽到全世界，充分运用国内外两个资本市场、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进行融资。1986年国务院颁发第94号文件，原则批准上海采取自借自还方式直接从国外筹资。被称为“九四专项”的第一笔32亿美元贷款，首先用于上海地铁、黄浦江大桥等五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。

以后，国外上百亿美元的贷款源源而来：苏州河治理，向亚洲开发银行贷款3亿美元；市区合流污水治理一二期工程，共向世界银行贷款近4亿美元。这些年来，上海一些急需开工建设又具备还款能力的市政重点工程，都先后向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和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政府贷过款。

利用级差地租“以地生财”，打开了上海改造旧区、筹措城市改造资金的又一途径。从1988年至今，全市有偿出让了1000多幅地块，土地面积超过1．1亿平方米。其中拆除了危、棚、简屋240多万平方米，同时筹集到约100亿美元和100亿元人民币。一些专家说，走这条利用内外资大面积改造旧区的新路，大大加快了旧区危旧房改造的进程。

通过发行城市建设债券、有期限转让部分市政设施专营权、向国内金融机构短期贷款、吸引企业参与市政建设等方式，也筹集到一笔笔数量可观的资金。市中心延安中路高架道路建设中，就有5．5亿元资金是上海建工集团投入的。

对于区域性的城建项目，市里则采取市区县联手建设、市里给政策给补贴主要由区县筹资建设等形式解决资金问题。

一面依靠海内外资本市场，一面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。1991年，上海市出台了《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开始实施住房商品化，同时启动房地产市场。这一改革也汇笼了一部分资金。多渠道融资和全方位的改革，使上海解决“三大爆炸性难题”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。从九十年代开始，全市每年固定资产投资1000亿元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近2000亿元，其中不少是用于市政基础建设的投资。

目睹历届市委市政府尽心竭力为民办实事，看到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好起来，全市人民对党和政府更加信赖，对解决三大难题信心倍增并更加支持了。一幢幢新楼，一条条新路，一个个治污项目，需要拆除一批批居民住宅及许多单位房屋。“政府为人民建房修路，我们讲大局拆房让路”，为了上海浓墨重彩的今天，全市这些年有120万居民和数千家企事业单位动迁。

这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海人对21世纪上海人的奉献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及时搬迁，就没有上海连续几个“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”的建设速度和规模。市政动迁的补助款很少，但无论是居民还是单位，都能在大局下行动。上海南北高架道路要建设了，有1．8万户居民和916家单位要从市中心迁往城乡结合部，10万人二话没说，在规定时间里全部搬了家。静安中药制药厂是区里一家盈利大户，1993年职工的平均月薪已超过800元。承担市政建设动迁的工作人员，本以为动员这家企业肯定会费很大的劲、花不少的钱。不料前往一说，厂领导表示保证准时动迁，而且在动迁费用未落实时，就自筹资金着手搬迁了。

居民中为“大家”搬“小家”的故事更多。大境路菜场职工陈佩芬婚后搬了四次家，她刚刚从住了四年的过渡房搬进闹市区煤卫齐全的新工房，市政动迁又需要她再次搬家。平日上下班加上采购进货，她要换乘11部公交车，如果搬到远离市中心的过渡房，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一定更多，生活会更辛苦。但在苦闷了几天后，这位女采购员还是爽快地搬了家。她说：“政府搞市政建设就是要彻底解决交通难问题，我们再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。”在徐家汇旧区改造中，孝友里183户居民从动员到全部搬走，前后只用了13天。

人民的知情、理解、支持和参与，使上海解决“三大难题”如虎添翼。经过三个五年的上下齐心奋斗，上海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，千万上海人民从中也享受到了幸福的果实——

全市共投资1870余亿元，新建约1．4亿平方米的居民住宅，使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0．2平方米；需要政府重点帮助的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12万户住房特困户也在1999年全部乔迁新居，提前一年完成了解困目标。

整个城市初步形成了由地下铁路、高速公路、高架道路和横跨黄浦江大桥构成的立体化交通网络框架。地面道路形成了三纵三横加环城高速路的主要干道框架。目前公交路线超过1100条，单是公交营运车辆就有1．5万辆以上。路畅，车多，居民们出行较前方便，脸上的笑容也多了。

环境整治也初见成效。有1400多家污染型生产企业搬迁出城，直接用于污染治理的投资达120亿元，完成治理项目近4000项，加上市区17．8％的面积被绿化，大大改善了市民的生态环境。全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77．35岁，在全国名列前茅，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水平。